家风家训里的择偶观：联姻不必富室名门

择偶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古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写进了家训，来警醒后世子孙。许多古代家训里的择偶名言，或许都对建立幸福婚姻有所帮助。

《颜氏家训》——婚嫁不须贪势家

源于孔门弟子颜回的颜氏家族素重家风培养和家训传承，从东晋时的南迁始祖颜含，到北朝的颜之推，再到清代的颜光敏，都有家规家训传世。颜含以孝友著称，封侯谥“靖”，治家教子，甚为缜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这条便是“靖侯成规”。

颜之推把“靖侯成规”传之后世，说：“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婚姻要找清白人家，这是当年祖宗立下的老规矩。近世嫁娶，有接受彩礼卖女儿的，有用绢帛买进儿媳妇的，这些人比量对方父祖辈的家世，对彩礼斤斤计较，索取多而回报少，这和做买卖没有区别，以至于有的门庭里弄来个下流女婿，有的屋里主管权操纵在恶儿媳手中，贪荣求利，招来耻辱，婚姻大事能不审慎吗？

《颜氏家训》既然主张“婚姻素对”，不贪荣求利，因此女儿难免会嫁到家贫的婆家，颜之推特别提到要照顾和尊敬这些嫁到贫穷婆家的女儿：“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贫乏，父母兄弟当量力周恤，不可坐视。其有贤行，当令子女媳妇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无依，归养于家可也。俗于亲戚富盛则加亲，衰落遂疏远，斯风最薄，所宜切戒。”到了清代，颜光敏作《颜氏家诫》，亦提到择姻须考虑对方是否家教良好，如果是贪图对方家财富厚，这是在教育孩子做不肖子孙。

《朱子治家格言》——要彩礼不如择良人

现在结婚，虽然全国各地的规矩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是要给女方彩礼的。这本是礼俗，无可厚非，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有水涨船高之势，尤其是一些地方有什么“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等说法，娶妻成本高企，成了许多男方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清代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说的好：“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须求贤淑的女子，不要贪图丰厚的嫁妆。重人而非钱财，才能缔结良缘。人本身配不上对方，才会拿彩礼、嫁妆补齐，正所谓“人不行钱来凑”。高额的彩礼不仅不能给新人带来幸福的婚后生活，反而为家庭矛盾埋下隐患。

《曾国藩家书》——看家世不如看家风

《曾国藩家书》有一句话：“联姻不必富室名门。”这不是他指导儿女婚姻的标准，而是他晚年在目睹四个女儿的不幸婚姻后悟出的痛切醒言。曾国藩有五个女儿，前四个女儿的婚姻都由他一手做主，她们嫁的都是和曾家门当户对的官宦之家，但生活皆不幸福。长女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的同乡在翰林院任职的袁漱六的长子袁榆生。袁榆生是嗜酒好赌的花花公子，对家庭不负责任。纪静抑郁成疾，二十九岁而逝。次女纪耀，被许配给陈岱云的儿子陈松生。陈岱云是曾国藩的同榜进士加同乡好友，在庐州与太平军作战，兵败自刎，陈松生少年丧父，家境凄凉，家里事务全靠纪耀一人操持，因劳累过度，三十八岁而逝。三女纪琛嫁给了湘军大将罗泽南的二公子罗兆升。此人性情乖戾，纪琛在其早逝后守寡，其婆婆性情凶悍，为人刻薄，纪琛苦不堪言。四女纪纯嫁给了郭嵩焘的长子郭依永，郭依永虽才华横溢，但体质薄弱，二十一岁时英年早逝。结婚刚三年的纪纯独自抚养两个幼子，亦在三十五岁时病逝。曾国藩包办了女儿的婚姻，也造成了女儿的不幸，他自己总结原因为：过于看重家世，讲究门当户对，选的是其父而非本人。

曾国藩在联姻大事上，不只有痛心的教训，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谈道：“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曾国藩在谈到弟弟婚事时讲明了自己的观点，之所以不同意弟弟与常家女子通婚就是因为常家的家风不好，常家的世兄最爱依仗他们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衣服鲜亮，仆人随从一大群，担心这样的家族教育出来的女子会有官宦人家骄傲奢侈的习气，败坏了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贪图安逸。曾国藩为弟择姻与嫁女不同，不看家世看家风，这种做法才是对的。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 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 朝朝暮暮。

--《 鹊桥仙·纤云弄巧 》 宋·秦观

“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

--（李白《代别情人》）

“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

--（蒋防《霍小玉传》）

男女婚姻的择偶观是社会价值观的真切投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流择偶观，男女双方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不同或侧重，这可以从双方、男方、女方三个角度分别观察。

门第、钱财——双方共同择偶观

“门当户对”是古代婚姻的基本条件，以门第缔结婚姻是最常见的婚姻形态。魏晋、隋唐时代，由于门阀观念盛行，婚姻讲求门第更到了病态地步。不仅良民、贱民之间不通婚，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也绝少联姻。寒门卑姓一旦与高门大姓联姻，即刻身价百倍、声誉鹊起，故而出身低微者包括当朝新贵、富户豪门争相与士族联姻，借以攀附高门，提高声望；而高门大姓又自矜门第，耻于与寒门联姻。由此还引出了“卖婚”陋俗：庶族富贵人家求娶名门之女，要多纳财货赔偿人家的门第损失；而潦倒的士族人家则借此获取钱财，唐代称为“陪门财”。

受这种观念影响，高门女子也以下嫁寒门为耻。唐朝权贵吉懋倚仗权势逼娶名门崔敬之女，花车到门，崔女坚卧不起，情急之下，小女抱着舍身救父的念头才替姐姐嫁到了吉家。也有的女子为了家族兴旺，自愿做出牺牲。晋代安东将军周俊要纳平民之女李络秀为妾，家人不赞同，络秀却认为与高门联姻有益于家族，因而甘愿为妾。待三个儿子长大后，她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屈节为妾，只是为了门户考虑，你们日后必须提携我家。李氏家族由此而进入上层社会，成为方雅之族。

门第之外，以财富论婚是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儿女婚姻常常被当作家庭聚敛财富的一个途径，男家聘财多少、女家妆奁厚薄都是家长为儿女择偶考虑的首要条件。汉代人娶妻聘女都要花费大量钱财，嫁女更要倾家荡产置办嫁妆，所以民间有“盗不过五女门”的谚语。魏晋南北朝时，“卖女纳财，买妇输绢”（《颜氏家训·治家》）也是普遍习俗，双方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如同做买卖一样。

宋代以后，由于门阀制度消亡，门第观念日渐淡薄，钱财更成了缔结婚姻的最主要因素。“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书仪》卷三）。媒人到门，家长不问人品，先论聘财、嫁资数量。宋代贵族士大夫之家因为贪图钱财常与富户攀亲，甚至皇室之女也下嫁能奉送大宗聘财的富商大贾。这种买卖婚姻风俗直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朝有女待聘之家往往要变卖家产，凑足白银百两，才有人愿娶。

这种以财论婚的风气，使得女性深受其害。家长只重聘财，不重男方人品，成为女子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阿母恋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元稹《代九九》）母亲、兄长因为贪图钱财，竟将小女嫁给一个浪荡子。而男方苛求女方嫁资也是女子的一个灾难。嫁资不足的女子在夫家会遭受公婆白眼甚至辱骂，《颜氏家训》中便批评有的人家公婆因儿媳没带来多少资财，便恶毒诟骂其父母。

更多的贫家女则由于没有嫁资而无人聘娶，这几乎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唐诗有许多篇章感慨贫女难嫁：“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白居易《贫家女》）；“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邵谒《寒女行》）。更惨痛的后果是，贫家顾虑女儿长大无钱资送出嫁，所以干脆不养活女儿。汉代就有生女不养的风气，曾引起朝廷官员的忧虑。宋至明代南方许多地区溺女成风。明嘉靖年间的《浦江志略》中记载当地溺女风气时说，人们认为与其让女儿长大而不能出嫁，受到讥笑侮辱，还不如让她早早死了好。

功名、文才——女方择偶观

在官本位社会，男子的功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与财富，自然最为人看重。但择婿多在少年时，于是男方的品行、才智、武艺、面相等便成为女方择偶的诸种考虑因素。虽然标准因时代而异，但最终多半还是看重其日后是否能仕途发达、富贵荣显。

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只是个贫穷无赖，吕雉的父亲却看中他是贵相，执意要将女儿嫁给他。汉代丞相陈平青年时家境贫寒，富户张负却认为他仪表非凡，不会久居人下，将孙女嫁给了他。北朝崇尚武功，北魏大将倍侯利勇猛善战，民间歌谣唱道：“求良夫，当如倍侯。”（《魏书·高车国传》）北周贵戚窦毅在为女儿择婿时，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让求婚者每人射两箭，射中孔雀眼睛便许婚，结果后来成为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渊两箭各中一目，成了窦家的乘龙快婿（《旧唐书·后妃传》）。

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兴盛，中举的文士往往名声显赫、仕途畅达，社会价值观也日益崇尚文才。女方的择偶观随之偏重文才，对才子趋之若鹜，期望其日后平步青云。处于边地的敦煌民间择婿也一样崇重读书人：“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大唐。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这种崇重文才的风气直至明清盛行不衰。

唐代以来，上层社会多为女儿择取科举前程看好的才子文士，被称为“榜前择婿”。唐朝宰相李翱女赏识卢储的才华，预测必中状元，李遂选其为婿，来年果然状元及第（卢储《催妆》诗及注，《全唐诗》卷三六九）。已经及第成名的新科进士、状元自然更是贵富之家首选的婚姻佳偶了。唐朝每年新科进士及第，照例在曲江池举行盛会，“公卿家以是日择婿，车马填塞”（同上，卷三）。权贵之家选进士为婿者不胜枚举。宋代甚至出现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榜下捉婿”之风，每年科举皇榜一出，豪门富户便争相抢夺进士为婿，为此还闹出许多笑话。

与家长择偶相比，女子本人相对更看重男方本身的仪容、德才。先秦时代还有个有趣的传说：齐国有位女子，两家邻居向她求婚，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美而贫，父母征求女儿意见，女儿却表示：“欲东家食、西家宿。”（《艺文类聚·礼部下》）虽贪恋东家的美食，却更难舍西家子的容颜。

在唐宋以后崇尚文才的社会价值观下，女子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者往往倾慕才子，期盼得嫁才子。清代才子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的诗句写道：“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可谓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性对才子的崇拜和嫁得才子。

品性、容貌——男方择偶观

男方选择婚姻配偶时，则在意女子的品性、容貌、命相以及是否能生育后嗣。

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列举了五种女子不能娶：丧妇之长女、世有恶疾者、世有刑人者、乱家女、逆家女。反映出极为重视女子的家庭出身、教养，认为这会影响女子的品格与性情。如丧母之长女不能娶，作者解释说是因为女子从小无人管教，日后往往会不听从命令。对于家世，宋人胡翼之主张嫁女必须胜过我家，娶妇则须不如我家。因为只有这样，女子过门后才会小心恭敬、事奉公婆（参周 《清波杂志》）。综上可见，对于女子的品格、性情的要求主要是贤良不妒、柔顺恭谨。

虽然按照礼教原则，娶妇应以德为先，事实上，男子本人多半首重女子容色。唐朝士子崇尚风流，更不避讳对于美色的追求。唐代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张又新声称：“唯得美妻，平生足矣。”可惜阴错阳差，娶了丑妻，因而感叹：“一生辜负看花心”（《唐才子传》卷六）。

女子惜才、男子好色的价值观，也使得“才子佳人”成为社会观念与文学作品中普遍流行的爱情、婚姻模式。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皆为貌美如花的妙龄女子，如意郎君一色都是风流才子，金榜题名、奉旨完婚则是最常见的圆满结局。这其中自然寄托了文人作者的终极理想，无疑也凝聚了中上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择偶观。

概而言之，女子择夫看重男子的前程、才干，而男子择妇则看重女子的品行、性情、容貌，不难看出，这正源于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需要。女子容色之所以受到特别重视，除了两性情爱的自然属性原因外，正与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缺乏独立人格、无从施展才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男性的欣赏对象与性工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