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人生难说目的

社会发展得飞快，人们越来越忙碌，举止行为各有目的。行动可以有目的，生命是否也有目的？

关于人生之目的，青年学子说：要做成功人士；为人父母者说：期待儿女出人头地……。物化的“外在目的”，几乎已经成为了人生方向的代名词，功利追求的行动，也成为达成人身目的合理追求之行动。于是，似乎一个人从小到大，越来越清晰的人生目的便可以大约取代渐行渐远的人生意义了。

虽然多数人认为，“目的”未必能代表全部的“人生”意义，但毕竟是接近的。甚至，不少“人生意义”要由眼下的“目的”去达成。因此，很多人的人生意义在不知不觉中异化成了目的。为了目的，他们重视商业利益的追逐，而忽略了现实的局限性，为了达成未来的目的，而不惜迷失现在的意义。

其实，“目的”多半是被功利化了的。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入学、考试、升学、毕业、工作……，家长、学校、社会，在他们力量的影响之下，我们一级级由功利目的去铺就人生阶梯。游走其中，却又渐渐发现，人生目的在现实面前有很多冲突，解决冲突的过程让自己越来越功利化！对于现实目的的追逐愈强烈，生命的长远意义便越淡化。究其实，并不一定是“人生理想在现实面前屈服了”，而是：当我们将人生理想局限地理解为“目的”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在硬性现实面前，得不到人生意义的软性拓展空间的维持，于是，这目的化了的人生理想总是被现实“无情”地平衡下来。与其抱怨“人生理想屈服于现实”，还不如说，起步的人生理解就有问题，目的化的理想本身是脆弱的，“功利化”乃是失败痛苦的真因，它是人生(意义)迷茫的起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元素都遵循其“持续改变”的无常本质。这一特质潜伏在任何一种成功(达成的目的)的背后，甚至，一些成功(达成的目的)本身就是失败的起点，仅凭个人智慧如何控制无常的大局？人类的创造力在这些“变动不居”的现实局限性面前，有时只能争取到“尽人力而听天命”的结局。所以，追求“完美的人生目的”，还不如关注当下的切实可行处，以求其“完整”的意义。

人固然要有与困难抗争的勇气、和与障碍拼搏的决心，但万不可将这种勇气和决心膨胀成为忽略“人生现实局限性”的冲动。所以，人生也许谈不上什么目的，但是，我们可以尽力地使之有意义。

人生“目的”太容易被物化成外在目标。中国文化的先哲们认为，人生方向一旦被外化成为某一种目的，便将“贪看天边月，失却手中珠”，会很快偏离人生的光明大道。大体而言，人的创造力表现在“外谋功利”和“内省道德”两方面，而最有价值的创造力是向内着力而省求于“道”。人生方向的基础，是应该向内着力，而不应该向外执取。人生不能谈目的，确切说只应该是责任。儒家先师孔子也曾有过相同的主张。认为必须要从修身开始，先改变自己，然后才有望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人生的角度来谈，如果首先着眼于个人心灵涵养的内在意义，那些曾被误作为“首要目标”的外在目的，终将会成为“必然收获”。

因此，向内着力应当重于向外追求。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常规路径，也是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增上生命意义的通途。改变世界固然是好的，但那不能作为首要目标。从改变自己开始，增上人生的意义，那些目的终将成为必然收获。本与末不能倒置。

事实上，人生难说目的。现代人在传统教育、信仰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时常无序理解人生意义与人生目的的先后关系。梁漱溟先生云：“人生不好说目的，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什么是目的呢？如一人到北京旅游，想参观紫禁城，但因时间关系去不了，就说是没有达到目的。如果这样定义目的，人生就不能说是“有目的”。我们不能说人生是“有目的而来”，不能说人生是为挣钱而来、做官而来、光大宗族而来、解放人类而来……“谁人为何而来到人间”，他人可以这样评价自己，那种理解代表了他人的情感，自己不能这样理解。自己能不能来是由父母定的，自己为什么来是父母寄望的，都不是自己的事。若自己也这样理解了，那就颠倒先后了。乘车到京是手段，看紫禁城是目的，将“手段、目的”分开来，是“日常事务”中所惯用的，但不能把它延伸到“整个人生”上去理解。我人顺应父母及业力因缘投生人间，只是顺其自然，并无目的，“我”未曾先知，便先有了“我”。如果一定要找个“我为什么到人间来”的目的，这目的断然找不出来。后来安一个，也与来人间受胎的事件毫无关系。哪能说人一生来就有目的呢？

人生如果真的有目的可言，那么这种目的最终结果一定可以被推测出来。阅历、经验，甚至易经八卦生辰命相，都可以成为推测这种结论的方法。明代袁了凡的《命自我立》被中国文化界深加重视，其原因就是书中描述人生目的的结果被准确推测后，袁了凡先生消极的生命态度为云谷禅师所改变的故事。袁了凡先生偶遇传承邵康节《皇极数》的孔先生，求教之下，袁了凡先生未来半生一直到死的所有福祸命运，全部都被写在了纸上，并一个一个地被验证。在漫长的仕途中，自己满以为充满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其结果被一一验证在孔先生早年给自己留下的“预言性字条”中，哪一年几担俸禄、哪一年官升几品……袁了凡先生心灰意冷，他反复问自己：“命运已被算定，人生目的有何价值？再大努力所获的结果也都是被算定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直到面对云谷禅师打坐，亦心如死灰。禅师讽袁了凡先生“原以为是个君子，原来只是个俗人”。最终，袁了凡先生遵循云谷禅师等善知识教导，克己奉持，扎实践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每日“功过格”，不久即发现自己的命运轨迹完全脱离了“预言性字条”的描述，不光官俸财产完全不同于“预言”了，甚至改变了“预言”所谈因个性刚直膝下无子的命运，五十余高龄喜得贵子。他完全相信“充满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在命运预言下的无奈，更相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于改变“预言性命运”的绝对作用。

他改变命运的过程，就是主动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基本佛教教义、并验证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基础的“自由意志”所具有的改变命运的功效的过程。他从此相信，在盲目人生努力中发展的自由意志对于宿命是完全不可改变和无奈的，但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基础的善行却又可以证实“命运的改变完全在我”——先前无意义的自由意志在这里却具备了绝对作用，甚至完全是可以改变宿命的。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段经历的全过程，将这篇文章命名为《命自我立》。掌握善法的人，能够命自我立，缺乏善法的人，虽然自我感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多半是错觉，自己手中多半只掌握着烦恼。换言之，自己命运只是掌握在自己恶习或堕习的手中，当然也就被“宿命”把控了，“宿命”在他们面前坚定而不可改变。所以，有善法者命自我立，无善法者只能口头冒言“无惧宿命、改变宿命”，事实则只能深堕“宿命”泥沼、而听任宿命的摆布，他们高声呼喊着“命运主动”，深陷“极端命运被动”。在宋明以后社会大众逐渐将“私”字作为改变命运起点的社会潮流中，《命自我立》成为大众宿命生死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它明言了临时性人生目的对于“宿命”的无可奈何，也明确了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基础的人生意义(自由意志)对于深层命运绝对作用。《命自我立》是人生难说目的，但可以善法来提升人生意义的绝好说明。

人生目的不好说，但不能不说人生有其意义。其意义在哪里？人们运用心思来改造自然供其应用，这种改造带来了进步，自己享受进步果实，也使他人共享，人群的组织关系便随之迁进，前代传后代，代代积累，才有人类文明今天的繁盛状况。无论是为“脱离苦”，还是为“求幸福”，人生的意义，就在这种自利与利他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实现。

德国一位牧师曾为自己留下这样的墓志铭：我年轻的时候决定改变全人类，经过很多努力，并无任何改变。中年的时候只想改变周边的人群，发现也很难。到晚年只想改改自己，却发现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假如年轻的时候从改变自己做起，也许以自己的进步能赢得家人与周边朋友的支持，进而帮助我为社会做更多努力，改变世界反倒成为可能。

人，可以有生活中的临时性“目的”，生命的“目的”则不好说。希望大家以“和光同尘(深度认同世间的不圆满性)”的态度客观地接受现实(暂时世俗智慧)，顺时尽力地调整自我(自由意志)，以“无能受物(无实体而有作用)”的大道智慧(胜义谛智慧的大道中的核心)，放下对“生命目的”的强求，看淡所谓的“完美”目的，以实现人生的“完整”意义。

所以，人生难说目的，但，可以使之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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